欧洲的反应则更加谨慎。欧盟并未跟随美国改名，而是继续围绕《人工智能法案》等既有框架推进分级监管、透明度要求和高风险应用限制。欧洲的政策逻辑是，AI首先是社会技术系统，必须置于权利、安全和问责之下。欧洲担心，如果任由“超级智能”这类竞赛叙事主导全球讨论，监管会被稀释，企业责任会被弱化，公众风险会被低估。对欧洲而言，AI治理不应只服务于国家竞争，也要保护公民权利、市场公平和民主制度。因此，欧洲更倾向于通过标准、审计、合规和跨国协调来影响全球规则，而不是通过政治口号争夺术语。

中国的立场同样没有跟随改名。中国国内产业、学术和公共讨论仍普遍使用人工智能和AI，政策重点更多放在技术自主、产业落地、数据治理、算力基础设施和安全可控上。中国并不排斥AI发展，反而把智能技术视为推动制造业升级、数字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方向。但与此同时，中国也强调算法管理、数据安全、内容标识和关键领域风险控制。与美国的竞赛叙事不同，中国的AI治理更强调国家主导下的有序发展；与欧洲的权利叙事不同，中国的治理更强调发展、安全与秩序的平衡。中国并不急于参与美国设定的术语竞争，而是通过产业规模、应用场景、标准体系和基础设施能力扩大实际影响力。